大洋网讯  它在天空中翱翔，动作自信而美丽，环绕地球飞行了一圈又一圈。对于它来说，环绕这个蓝色的星球一圈，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它就这样不停地飞着，直到第七天，直到飞了107圈，当它飞临南大西洋海域上空时，一束电波准确地指向它，它知道，回家的时候到了。

　　2003年1月5日18时27分，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袁家军正牢牢盯着大屏幕上显示的监控数据和三维视景画面，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他那不平静的内心。

　　28分，轨道舱与返回舱顺利分离，因为轨道舱仍将留在太空完成后续科学实验，而返回舱将为返回作准备。

　　29分，制动发动机点火指令发出后，返回舱先后表演了两次漂亮的逆时针90°旋转，建立返回姿态，之后飞船制动发动机点火成功，返回舱脱离圆形轨道，开始从太空向地球表面返回。

　　它就要归来了。此刻，“神舟四号”返回舱已进入大气层，向着中国大地疾速返回。

　　指控大厅一片寂静，人们等待着。

　　“回收一号捕获目标！”大厅内响起内蒙古中部草原主着陆场传来的报告声，掌声和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雷达发现目标！”内蒙古中部草原主着陆场再次传来报告声，大屏幕上，四架直升机向目标区域飞去，地面回收人员也在快速行动。返回舱按照预设程序先后顺利地打开引导伞、减速伞、主伞，在红白相间的降落伞保护下飘然落地。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刻，2003年1月5日19时16分，飞船安全着陆，标志着“神舟四号”飞船实验圆满结束。大厅里掌声、欢呼声再次响起，经久不息。

　　这一刻，袁家军又想起自己当初的誓言：“这辈子只要能把飞船这一件事情做好，就算没有白活。” 　　

　　一片“不可能”的怀疑声中，袁家军走马上任 　　

　　终于回来了。站在返回舱面前，袁家军百感交集。它的每一个部件，几年来它的每一点点变化，他都烂熟于心。

　　思绪一下飞回到六年前，他带领试验队员为航天员打造第一个返回舱的时候。

　　那一年袁家军33岁，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北京空间技术实验中心建设总负责人。实验中心是国家专项投资的重大工程，可以满足飞船以及大型卫星总装、试验、测试的一体化需求，包含了十大重点试验室，复杂程度和规模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他年轻的肩膀能扛起这副重担吗?至于说到飞船的研制，虽然他参与了资源卫星等型号分系统的研制和“863”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工作，但是他能担当起飞船设计领军人物的重任吗？

　　在袁家军的人生经历中，承担一项工作，不是看熟不熟悉，而是敢不敢去碰它。他相信只要踏踏实实坐下来做事，别人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能。于是在一片“不可能”的怀疑声中，袁家军走马上任了。

　　当时，神舟飞船返回舱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研制中的最短线之一。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三大部分组成。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飞船的指挥控制中心。凭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袁家军决定将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拿下。

　　返回舱在生产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由于其体积大、外形不规则，局部焊接极易变形，必须慎之又慎；发动机的安装面和对接密封面精度要求极高，国内还没有技师做过；许多零件工艺要求复杂，但是国内连生产、工装的模具都没有……

　　倒排的日程是不倒的后墙。那段时间，袁家军每周有两三天都睡在办公室里，抓紧时间学习消化各种技术资料，力争把握住每个关键环节。他与研制人员制定出了长达5米的返回舱工作流程图，细心勾画了工作脉络，明确了所有关键技术的完成节点。他坚持每周在返回舱现场开调度会，把院士、专家和能工巧匠都请来做高参，现场有什么问题马上解决，决不拖工程的后腿。工人们也把被窝搬到了返回舱加工现场，昼夜加班，一点一滴攻克技术难关。“关键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船老大’的外号就是那时得来的，哪一天没去现场，工人师傅们都会想念我。”

　　1996年9月28日，中国航天史上第一个飞船返回舱诞生了。据专家介绍，正常的加工时间需要18个月，但是袁家军他们硬是只用了十个月就将其攻下。返回舱计划目标的实现，扭转了飞船研制的被动局面，为第一艘飞船按计划发射赢得了时间，也使整个飞船系统管理的思路清晰起来。袁家军以自己的指挥才能和拼搏精神树立起了果敢少帅的形象。 　　

　　打造飞船的孵化器，青春永不言败，换来梦想之城 　　

　　没日没夜地连续加班赶进度，号称有运动员体魄的袁家军也扛不住了。返回舱的短线警报刚一解除，袁家军就住进了医院，连续十天高烧不退。大概是身体早已经承受不了，就靠那股精神劲儿支撑着，精神一放松，疾病就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

　　病还没全好，他又投入了“战斗”。停不下来啊，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飞船的研制需要继续推进，实验中心的建设日程也是异常紧张。实验中心的建设与飞船研制的工序交叉，矛盾突出，一旦中心建设拖了进度，整个飞船的研制计划就会被打乱。

　　为确保试验室一次建成并调试成功，他与同事们商量决定，将航天型号的质量控制办法用于试验室建设质量管理，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每个目标都有负责人。每到一定的阶段，就进行专家评审。每遇关键工序，必定多次复查，排除任何一处疑点。

　　那是一段最艰苦的时期。袁家军满脑子都是工作，回家后也常常是抱着电话在打，睡觉也睡不塌实，总有电话找他。身体透支得太厉害了，到1997年夏天，他连续一个多月失眠，饭也吃不下，还时常呕吐，被迫住进了医院。研究院徐福祥院长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不许把工作带回家。”母亲心疼地问：“是不是任务太重，你又好强，受不了？”袁家军耐心地解释：“不是好强，我是副总指挥，就要调度好，形成合力。”

　　他把压力都扛在自己肩上。飞船的研制和实验中心的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袁家军深谙“上下同欲则胜”的要领。他总结出一个理论——工作效率等于人的智力乘以情绪，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经营”好大家的情绪，创造最佳的工作气氛。一层一层的问题反映到他这里来，通常都是一些矛盾，只有处理好这些矛盾，才能打造出一个高度团结协作的团队。学习倾听别人的述说，学习权衡，学习处理问题要把握火候……袁家军说，那是对他人生的又一种历炼。

　　十大试验室中难度最大的是真空环境模拟器，它是飞船地面试验的核心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五大真空容器之一。1997年11月，真空环境模拟器一次调试成功，之后，试验中心也按计划建成。一座雄伟的航天城在北京西郊拔地而起，神舟飞船的孵化器漂亮极了。

　　他欣慰地笑了。他经历的困难，可能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但是他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度过了那些难关，生命的坚韧和厚度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风吹乱他的头发，或许风知道，35岁的他头顶早已是花白一片，它们再也无法回复青春骄傲的色泽，那染上去的黑色，只是一种甜蜜的伪装。 　　

　　它自由飞翔的一刻，你的内心也自由了 　　

　　2002年10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袁家军第四次领命出征戈壁。

　　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河畔，老远就能看到一片乳白色的高大建筑群。这一切在袁家军眼里，像久违的朋友一样亲切。

　　这里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三年前，也是在这里，袁家军作为试验队常务副队长，带病坚持工作，和队员们一起鏖战四个多月，克服重重困难，将“神舟一号”飞船送上太空，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具备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从2000年4月起，他承担起神舟号试验飞船系统总指挥的重任。

　　每一次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发射前的这段日子。不过比较而言，最紧张的还是第一次。从1998年1月决定实施发射计划到1999年7月进场，没有吃透的地方还有很多，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一出问题就睡不着觉。临近发射前一个月，检测中发现返回舱的一个陀螺似乎有问题，取还是不取？这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是为了保障飞船首发成功，他们还是决定拆下来检查。三舱分解，返回舱整个被拿下来，大卸八块，一些火攻装置，已经上了保险，拆除起来很危险，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电缆……袁家军始终在第一线和大家一起分析问题，讲到激动处，脱掉外套，穿着T恤，在黑板前“刷刷刷”几笔，边画图边讲解情况……

　　一样的寒风刺骨，一样的滴水成冰，三年后的袁家军，更加自信。2002年冬天的戈壁滩刚刚经历一场罕见的大雪，发射阵地的气温下降到-27℃，对于屹立在发射塔架上的“长征二号F”火箭和“神舟四号”飞船，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确保飞船发射成功，中心采取了一系列防寒措施，在飞船的各种测试现场，也总能看到袁家军指挥调度的身影，问题总能迎刃而解。“我们的队伍已经很成熟了，出现什么问题，一般很迅速就能处理掉。”袁家军举重若轻。

　　夜晚来临，沉沉的黑幕笼罩着戈壁滩，只有这里明亮如同白昼。高达100多米的飞船发射塔架，环抱着“长征二号F”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就像一尊巨型礼炮，遥望苍穹。火箭顶部是神舟飞船。飞船两侧，两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分外夺目。

　　“……5、4、3、2、1，点火！”指挥员的口令刚落，发射场上惊雷声起。霎时间，耀眼的烈火从火箭底部喷射而出，推动整枚火箭腾空而起，直上云天。

　　火箭带着飞船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渐渐化作天幕上一颗闪亮的星星，很快，它淡出我们的视线，飞往深邃宇宙的更深处。

　　飞船实验成功闯过了第一个关口——发射升空，进入轨道。悬念迭起，终成正果。

　　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亲身经历几个这样的10分钟？所有的激情和梦想都高悬空中，无处依傍，你甚至无法控制内心的紧张，直到它自由飞翔的一刻，你的内心也自由了。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神舟一号”飞船从这里发射升空；2001年1月10日凌晨1时整，“神舟二号”飞船从这里发射升空；2002年3月25日22时15分，“神舟三号”飞船从这里发射升空；2002年12月30日零时40分，“神舟四号”飞船从这里发射升空。

　　这样一些时刻，在一个人生命里留下的痕迹非同寻常。激动和喜悦紧随揪心的紧张之后，像浪一样冲击你，那些付出有多少，成功时分内心中漫溢的狂喜就有多少。经历了这一切的袁家军说，“和神舟飞船一起走过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的人生，因此丰富而厚重。”

　　飞船上天，考验才刚刚开始 　　

　　无数中国人通过电视目睹飞船升空的精彩场面，喜悦和自豪激荡着他们的心灵。但是对于袁家军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飞船一进入预定轨道，他就立刻乘飞机赶回位于北京的指挥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城指挥控制中心气氛紧张，数百台终端计算机整齐地排成五个阵列，正按照科技人员的指令，对一组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迅速生成飞船变轨的实施步骤。

　　原来，要实现飞船在太空中的遨游，光靠火箭发射的能量是不够的，飞船最初进入的轨道是一个距地球表面高度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340公里的椭圆轨道，在轨道的不同位置上，它的速度并不均匀，对于进行科学实验和准确返回都不是很容易。按照预定计划，科研人员将对它实施变轨指令，将飞船调整到距地球表面340公里高的圆轨道上。

　　此刻，它飞行到340公里远地点高度，一道变轨指令准确传输至飞船，两秒钟后，飞船的发动机点火成功，火焰喷射，飞船被推进340公里高的圆轨道。

　　美丽的圆形轨道，沿着它飞行的飞船看上去多么惬意。

　　但是，当飞行数十圈后，它好像有些疲倦，轨道高度逐渐出现衰减。

　　指挥控制中心的计算机显示屏上跳动着一组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和图像，科研人员正在操作计算机，进行精确的轨道计算。地面发送的轨道控制数据差之毫厘，对于太空中的飞船来说，调整后的轨道就极有可能是差之上百公里。而这样的轨道维护，在飞船飞行全过程中，要进行多次。

　　除了轨道控制，对飞船的控制还有飞行程序控制、姿态控制、导航控制等等，让袁家军欣慰的是，“神舟四号”飞船飞行期间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都很顺利，”袁家军平静地说，“一切都在预定计划中，可以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想到了，之前做了无数次实验，没有什么是需要现场拍板的。”

　　能这样平静，是因为之前极度细致深入的工作。为了确保飞船实验万无一失，袁家军几乎释放了所有的能量，把所有的疑点排除得干净透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京内京外所有厂所他都去过，现场拍板，归零疑点；所有重要的评审会他都亲临现场；反复验证指令，把信息流程按时间顺序进行仔细的分析，每一条命令干什么，谁来接，通过哪个环节转，转出到哪里；不断地进行地面实验，仿真、验证，太多了，工作量相当大。每次测试阶段完成后，袁家军都亲自组织审查，不规范、不符合要求就打回去重做。在比对过程中，碰到数据差异，立即打上问号，为什么出现差异，查不清楚绝不放过。事无巨细，袁家军要求严格按照规范来操作。 　　

　　我要看到宇航员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才会真的欢喜 　　

　　但是返回的那一刻，袁家军不免多一些紧张，飞船顺利返回才标志实验圆满成功。而飞船要按时序准确返回，遇到的不确定因素和发射一样多。2003年1月5日凌晨5点，北京正刮着凛冽的寒风，袁家军已从家中赶到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13个小时后，“神舟四号”就将回家。

　　上一次紧张的等候，是七个月前，他在内蒙古大草原守候“神舟三号”归来。

　　2002年4月1日，“神舟三号”返回的时候，袁家军提前三个小时，在内蒙古中部守候。风沙肆虐，阳光猛烈，袁家军戴着风镜，时常会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天。

　　西北方向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巨响，凭借多次参与空投的经验，袁家军当即对落区指挥长夏长法副司令说：“是抛伞舱盖的声音，伞系统已经正常工作。”这时指挥车里传来报告声：“返回舱下降速度正常。收到飞船信标，回收三号发现目标。”袁家军举起望远镜四处搜索，由于风沙太大，怎么也找不着让他望眼欲穿的返回舱。

　　“直升机目视返回舱，状态良好！”一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报告声，袁家军火速乘上直升机，10分钟后到达飞船着陆现场。当他站在摇晃的直升机里，从200米的高空看到那个令他魂牵梦系的钟形物时，心中顿生如释重负之感。

　　这一次，他在航天城的指挥控制中心，通过大屏幕关注着“神舟四号”这个“天外游子”，心情是一样的急迫。

　　此时的内蒙古中部茫茫草原早已是银装素裹。从那里传回来的信息令人振奋。飞船的落点非常完美，距离理论落区的中心点仅十几公里。须知飞船返回的轨道在太空中偏差1°，落地就要偏差300公里；近3吨重的返回舱第一落点落痕很浅，说明着陆前飞船底部反推火箭点火成功，使飞船得到了温柔一托，真正实现了软着陆；返回舱在落地的一瞬间，舱上切割器自动切断了8股96根伞绳，使1200平方米的降落伞与返回舱“一刀两断”，果断着陆（否则降落伞借着风势会拖曳着返回舱滚动很远）……

　　相比第一次发射成功时激动得想要流泪的感觉，今天的袁家军，看上去更加冷静：“当有一天，我看到宇航员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才会真的欢喜。” （新华网 熊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