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凤凰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已经远远高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
我们毕竟是商业电视台，不功利我们怎么生存呢？我们要做的是回馈股东对我们的投资。我们毕竟是上市公司。我们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也不是一个不求功利、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使者
他来到宴会厅前，就有人低低叫了一句：“老板来了１座中一直在吸引众人目光的20个身着金银两色长身旗袍的美女闻言站立起来，环佩叮当，巧笑倩兮，目光齐齐投向他。他坐在宴席上首正中，白色中衫，黑色脸膛，微笑着接受入围中华小姐前20名佳丽的敬酒。问他这些美女会不会让他赏心悦目，他回答一句：“当美女成了工作之后，基本上感觉就不多了。”他就是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太平绅士刘长乐。
刘长乐，生于上海的北方大汉，传媒界传奇人物，当过10年野战兵，1996年在一片不理解的哗然声中，放弃前程远大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部主任职位，独立创办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6月在香港挂牌上市。其人身高1米90左右，体重不超过100公斤，脸庞方正肤色偏黑，头发有微微自来卷。好美食，爱唱歌且健谈，语速飞快思维缜密，语法和逻辑皆难有破绽可寻，不说话时有威严感。
知不可为而为之
人物周刊：你在1970年底入伍，经历了10年军人生活的磨砺；之后当记者，后来算是从商，做到一个成功的商人……
刘长乐：应该说首先还是传媒人，还是老本行，只是有一些角色上的变异；现在既是传媒人，又是传媒商人吧，这样定位比较好一点。
人物周刊：在别人眼里，你好像没有在哪行失败过？
刘长乐：应该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干一行专一行”吧。
人物周刊：你自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做哪行？
刘长乐：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最爱做媒体，做媒体能够让我更兴奋，更容易冲动或者说更有激情。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成功”这两个字？你觉得像你现在这样算是成功的吗？
刘长乐：没有没有。我不认为我是成功的，没有止境的事才是成功的表现。人说知足者常乐，我是不知足的，我认为不知足很可能就品尝不到百分之百成功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老是体会不到成功。
人物周刊：你经常跟属下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其实你也明白，人活到一定年纪，在成熟了之后，他就知道有些事其实是不可为的。那你又如何判断什么事是“知其不可为但是可为的”，什么事是“知其不可为而不能为的”？
刘长乐：我们凤凰在创业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动员，或者说前瞻性的展望，当时我就引用了在1996年前后的一个经营管理学上有名的战术和战法，“勉为其难”法。人的智慧、人的经历和人的能量到目前为止，都远远没有达到人实际上能够承受，能够释放的那部分。刚才你说的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在凤凰比比皆是，而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为之以后还可以大为，所有人在为之的过程中间，不管是在技巧、思想、品德甚至包括道德方面都有很大提升。
人物周刊：你难道从没觉得世上真有不可能吗？你迄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长乐：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可逾越的困难还真没有。我们所说的不可逾越的困难，有可能根本就不可逾越，但是我们并没有和它正面去搏击，或者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目标的一部分，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以卵击石了。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我们这个市唱―相对封闭的市场和观众知情权之间的对抗或者矛盾。我觉得凤凰面对的困难中，解决得比较好的也是这个困难。这个命题我估计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路。过去在磨合、在揣摩的过程中间，今后也一样。
人物周刊：你对于央视的垄断地位有何看法？你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是否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刘长乐：其实央视本身也处在比较严谨的市场中间，或者说是有相当大的管理程度的市场里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他们认为我们――由于是香港媒体，因而比他们的空间要大得多，比方说对一些国际事件的报道等等。我也有我的解读，或者我自己的说辞，不能说是借口――你知道《东方时空》或者《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的报道，在凤凰几乎是没有的，批评类的报道在《焦点访谈》中占了50%，甚至超过了50%。我认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话语空间，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也有各自不同的短处。
怎么适应这个环境？一方面不抱怨、也不放弃；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空间中，能够做到不断地审视自己，同时尽量拓宽第二空间，在已有的空间中把握好宽容度或者弹性，处理好知情权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
让他们一夜成名
人物周刊：你有很多创意，许多栏目名和品牌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它们大多产生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急中生智拍脑袋发明吗？
刘长乐：一般创意都是在不满足、或者前进中迸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创意都是进行时，就是加ing（英语进行时的动词后缀）的。
凤凰从发展的第一天起，最大的压力就是怎样超越凤凰自己。要想超越自己，就应该有超越自己的机制，有超越自己的冲动和超越自己的压力，有没有足够的超越自己的压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能够自找苦吃？怎样能够自寻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下属）老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板打电话……我的电话一般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今天突然在报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片子做得不好，这种情况就会打电话；另一种是我突然出现了一些一闪念的创意和思路，让他们来延伸或者丰富我的想法。一种是批评的（电话），一种是建设性的（电话）。
最近我们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推进，我在几次谈话中反复强调风格经济（即风格特征）。风格经济、风格企业、风格品牌，这个风格的定位就是把现在的企业文化提升到更加张扬个性的一面，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另外特别强调的就是激情和热情。世界100强CEO跟100强以外的CEO比较，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这100强的热情和激情远远超过后100强，不管是CEO还是普通职员。你有没有这种冲动？你有没有这种热情和激情？最近有人强调IQ和EQ的差异，因为现在从IQ角度来说，大家的发展都很均匀，包括智慧阿记忆阿人的相对稳定的知识水准啦，都差不多；但是你有没有激情？你有没有不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
凤凰和其他媒体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凤凰人有一股冲劲。你问这些创意是怎么出来的？我觉得它来自于一种原始的冲动。这种原始的冲动也可能是人的本能，但人的本能怎么能够和现代的企业管理和现实的创意结合起来，这个课题蛮重要的。
人物周刊：凤凰台的一些记者，给人的感觉就像你说的特别疯，特别卖力，比如卢宇光、闾丘露薇这些人。你作为老板是如何“收服”他们的？金钱的力量固然非常巨大，但当危险达到某种程度之后，给他们再多的钱，一般来说也不足以“买”到让一个人为你拼命。你究竟是拿什么东西来刺激他们，让他们不顾一切地卖命干活呢？
刘长乐：我觉得凤凰人已经形成了我们所经常强调的“职业事业化”了，现在光事业化还不够，还要有相当的使命感，比如说作为一个文明的使者，怎么样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实际上凤凰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已经远远高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
比如卢宇光。卢宇光这次在别斯兰的工作，我认为是整个凤凰卫视资讯节目的一个质的提升、质的飞跃。“9・11”我们解决了华语媒体报道“有没有”的问题，就是重大的国际事件有没有华语媒体参与；而伊拉克战争闾丘露薇第一个冲到了前线，这关系到重大事件发生时华语媒体在不在现场的问题。卢宇光这次的报道，解决了华语媒体在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中“行不行、好不好”的问题。卢宇光是和美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背着80多公斤重的器材，步行了20多公里，用了5个多小时赶到现场，CNN和BBC的记者不愿意走这个路，所以就待在当地等消息。而且他们（卢宇光）架设的机位和最后提供的图片，使得他有很多第一手的东西，不但通过凤凰卫视传播出去，而且很多第一手的素材提供给了美联和路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质的飞跃，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卢宇光的话语成为经典，是冒着很大的危险换来的，这种危险根本不能用报酬，或者用一般的职业道德水准来约定。这是凤凰人特有的一种专业素质和情操，与他的使命感完美结合的一种体现。
在重大报道中间，怎样能够展现出风采和水准，这是需要跟其他国际媒体硬碰硬的，这叫遭遇战。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整体报道，也是凤凰报道的一个质的飞跃。
人物周刊：除了卢宇光和闾丘露薇，你还制造了许多明星。你有没有计算过，你一般需要多少时间就可以制造出一个电视媒体明星？
刘长乐：没有计算过。
人物周刊：最短的呢？
刘长乐：比如卢宇光，可能就是一夜成名；而闾丘露薇，很可能就是以一个重大事件作为舞台一夜成名。不管是明星主持人、明星评论员还是明星记者，都需要打造，需要一个时机和他自己的努力完美结合的过程。我们的培养比任何一家媒体都要明确得多，我们的“三明”战略是旗帜鲜明的，并且从不讳言。
人物周刊：明星多了之后，他们之间必然又会互相竞争，这种竞争是你非常希望看到的？还是必须为此付出的一种代价？
刘长乐：竞争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把竞争和友谊结合起来，把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纠纷，或者没有一些需要领导出来协调的事，这种事情也不少。但我觉得平等、公允是文明竞争的一个最起码的尺度。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如何组织这个团队的？
刘长乐：我们其实是把卫视中文台借过来了。卫视中文台原来有一个班底，我们只是从台湾和大陆重新招募了不到15%的人，其他的还是原有的。这些重新招募的人都是精英，八个字吧：出类拔萃、志同道合。光出类拔萃不行，光志同道合没有本事也不行。
人物周刊：有的观众说你老是让受伤后正在恢复的刘海若上荧屏，这样做对她本人和观众都有点残酷。你怎么看这件事？
刘长乐：没有，我没有把她搬出 来。实际情况是，现在无数的公司、无数的代言人都希望刘海若出来，而我和她的家人首先是希望她养好病，我们都很控制她的活动。
人物周刊：那你会不会觉得某些时候，心里有点对不住她？
刘长乐：海若有非常大的潜质，是能够很有出息的一个苗，而且她是我亲自在台湾选的，应该说我们在她身上倾注了很多期望和重托，所以我们感觉更多的是惋惜。
另外，我想在你们杂志上辟个谣，法轮功老在网上散布一些很荒谬的说法：说什么刘海若啊赵群力的出事，甚至柯受良的死亡，都是凤凰遭的报应，其实海若不是生还了吗？这又说明什么！难道那些遇难的人也都是遭了报应的？甚至还说我被“双规”了，所以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东西。
广播人的电视怪招
人物周刊：你之前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优秀的“现场口播第一人”，当然也是深知口语魅力的“口腔运动员”，是因此才创造了“清谈节目”这一大胆形式呢，还是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因为做这类节目最大的好处就是省钱），干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刘长乐：电视是靠视觉为主要手段的，但是很多东西又不是视觉能够表现的，所以要充分调动人的听觉，这可能是一个广播人研究电视的一个怪招。我非常重视怎样在语言的表述方面充分挖掘主持人的潜力，像凤凰早班车这种说新闻的方式，就充分地调动了语言的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声音所传递的信息对人的精神的刺激。这部分我自认为确实比较成功，而且也没有哪个专家认为我这样做是破坏电视的基本属性。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在凤凰，一个节目再好，收视率再高，也会因为没有广告，就改版或者干脆拿掉了，这样做是不是太“功利”了？是否意味着在凤凰，经济效益是检验节目的惟一标准？
刘长乐：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批节目，比如说文化节目，或者是我们认为对于现在媚俗的电视有非常明确抗拒的节目，或者是旗帜性的导航作用的节目，我们是坚定不移做下去的。我们曾经做过的《寻找远去的家园》，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段时间没有广告，但我们还是坚持把它做下去了。再比如《穿越风沙线》，我们也是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做下去了。还有《世纪大讲堂》，我们做了5年了，开始并没有广告，可是我们咬牙把这个体现了中国文化殿堂、保持我们文化尺度、在媚俗的电视中间犹如一泓清水的节目，坚持下来。
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节目和被淘汰的节目相比，还是后者多。我们毕竟是商业电视台，不功利我们怎么生存呢？我们要做的是回馈股东对我们的投资。我们毕竟是上市公司。我们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也不是一个不求功利、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使者。
“点点”和“滴滴”
人物周刊：听说你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多大了？
刘长乐：二十几岁了（从钱夹里掏出照片给记者看，两个长得非常相似的长发女孩）。
人物周刊：她们叫什么名字？
刘长乐：点点和滴滴。
人物周刊：我还以为会和你的名字呼应，合起来叫知足呢。
刘长乐：她们出生的时间是1980年，那时大家还是蛮有胸怀的，都叫高山啊大海啊什么的，我说我们平实一点，就叫点点和滴滴吧。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好父亲吗？
刘长乐：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是她们跟我在一起时很知心，让她们的妈妈很吃醋，本来女儿的一些隐私事情应该跟妈妈说，但她们跟我讲。一般人给我打电话会经过秘书盘问，但只要是女儿的电话，不管我在干什么都会接的。（这句话在15分钟后马上得到了验证，当他在演播间里“监工”的时候，秘书小姐来请听电话，是女儿点点打来祝贺第二天父亲的生日，这时浮现在刘长乐脸上的笑容甚至有点“谄媚”。）
人物周刊：你希望她们将来拥有怎样的生活？
刘长乐：还是随遇而安吧，不要难为她们。她们俩倒挺喜欢做传媒的，两个都在美国读书，一个读MBA，还有一个读传媒大学以后在美国的福克斯工作，两年以后又去读硕士的master，媒体的硕士。
人物周刊：那她们将来应该也是会从事媒体这一行的。
刘长乐：没有意外应该是。
人物周刊：现在反映离婚的电视剧特别多，往往两人之间没存在什么诱惑都想要离婚，而像你这样每天泡在许多美女的诱惑当中，你就从来没有动摇吗？
刘长乐：到目前为止是稳定的，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太多的，工作都干不过来。再一个，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家庭关系是稳定的和睦的，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人物周刊：我并没有想象。
刘长乐：不是。你想象处在美女的环境中，可能会改变我的个人生活。不是这样的。有时我甚至忘了她们的性别，这是很痛苦的，就像窦文涛，他也说，那么多美女和他搭档，但是他发觉他已经忘记了她们的性别，忽略了她们有可能产生的火花，他说他都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如果她们是你的工作伙伴，朝夕相处，感觉就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在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是你的港湾还是负担？加班需要向太太解释吗？
刘长乐：反正我女儿给我电话对我是种慰藉，非常好的慰藉，尤其是比较烦躁的时候，哪怕是撒娇的电话，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慰藉。
我也是个孝子，经常跟我的父亲母亲沟通，他们特别想我的时候，我突然打个电话回家，他们会很开心，所以我也喜欢唱《常回家看看》，还有阎维文的《母亲》，母亲系列是我歌曲里的一部分，唱母亲系列是我比较容易动情的时候。我父亲92岁了，母亲80多岁，父亲经常评点我们的节目，他特别喜欢何亮亮，你知道《有报天天读》的观众里很少有喜欢何亮亮的，大部分喜欢杨锦麟，但是我父亲觉得何亮亮更适合。
人物周刊：除了电话，你还跟父母怎样沟通呢？
刘长乐：我每次回北京都会去看他们。我是空中飞人，每星期都要来回北京和香港一次。
人物周刊：在你的前半生中，你有过很多的经历，在这些经历中令你成熟最快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长乐：我觉得能够让我成人，塑造出品格、战胜困难的勇气，是当兵的时候。1970年到1980年，我当了10年的兵，这段经历很重要。
人物周刊：是在哪里？
刘长乐：在东北，锦州。40集团 军，那时候叫野战军。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兵种？
刘长乐：我是野战军的工兵，挖地雷的，爆破时放炸药包的。在部队里，你要适应一个集体，适应各种各样的管理和批评，当然也要适应表扬，还有就是艰苦环境。最后是生死。生死这个问题，除了当兵，一般人是比较少接触到的。过去老人家讲过一句话：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如果你抱着连死都不怕的态度，什么东西都会比较通透。
人物周刊：你后来不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呆得好好的吗？干吗要突然去开创一个崭新的、前途未卜的事业呢？
刘长乐：当兵10年，当记者也是10年。当记者这10年，基本上是简单的重复，我觉得这样下去，有点对不住自己，所以趁自己还有点心境和能力，早一点转型，所以第2个10年以后我就出来了。
人物周刊：你当时不想一眼就看到自己30年后还是这样子？
刘长乐：没有，也没有。当兵时出生入死，所以他们说“后半生都是饶出来的”。开山放炮时，我的战友被炸死了，我们把他们的肉一块一块都捡起来。和他们比，我这条命不就是拣来的吗？
采访即将结束时，刘长乐请记者看他的几大本照相簿。那里面呈现的，是他镜头下丰富的世界：日本、英国、非洲大陆；河马、火烈鸟、鹤在飞舞；瀑布、峡谷、冰的旋律，他甚至给一张拍摄企鹅的照片起名为“齐步走”，在“齐步走”的旁边，就是一张颇有国画意境的水上红梅。在他略显杂乱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植桐引凤”的书法，书法下面的茶几上，放着他屡次化名参加影展的拍摄工具――一架佳能EOS-IDS MARK 2型照相机，窗外，是波澜不惊、鸥鸟阵阵的蔚蓝的维多利亚港湾。
刘长乐简历
1951年出生于上海。
1988年，移居国外。
1996年3月31日，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2001年1月被《华声月刊》评为十大华声人物之一。
2001年6月，名列《商业周刊》“Power50”第17位。
2001年8月，被评为《香港商报》“二十一世纪封面人物”。
2001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新闻人物十大派对”，被评为“传媒智者”。
2001年，被《中国企业家》评为企业领袖之一。
2002年第1期出版的《Television Asia》杂志，将他名列为2001年“亚洲电视最具影响25人”第11位。（记者： 任田）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