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作为主讲嘉宾，将在“广州讲坛”上向听众讲述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问题。昨日下午，刚从英国赶到广州的林毅夫教授，不顾舟车劳顿，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加强银行的微观基础
记者：从去年开始，不断有学者呼吁宏观调控中要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林毅夫：去年宏观调控时，政府之所以选择行政手段，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或是在发达市场国家，也不完全是运用利率的手段调控经济。因为如果完全是用利率，是不是谁利率出得高，银行就贷款给它呢？那么，一些投机性的项目，就有可能拿到银行的资金。银行的资金是有时间差的，如果以后还不了，同样也会有呆账、坏账。因此，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下，一笔贷款发放给企业，一是企业要有相当高的自有资金，二是企业的历史，这反映你的信用，三是投资行业国内外市场情况，然后再筛选项目。因此，我认为，要发挥利率手段调控经济，就必须先加强银行的微观基础。
记者：应该如何加强银行微观基础呢？
林毅夫：简单地说，银行要独立有效地实施选择项目、审批项目和追踪项目的功能。这好似一只“看得见的手”，可以把握住资金的流向是否安全。遗憾的是，市场“这只手”一直没有伸出来，导致发生了很多的不良资产。“看得见的手”伸出来了，才能伸出“看不见的手”，即运用调节利率的手段，否则就容易出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只有当银行真正发挥选择项目、控制风险功能之时，货币当局才能够用利率这种市场方式调控宏观经济。
微观基础强可保银行不倒
记者：我们注意到，尽管金融风暴后，香港地产价格曾经狂泻，但香港银行业仍然屹立不倒，这可以说是风暴中的一个奇迹。也许这后面正是银行“微观基础”在发挥作用？
林毅夫：是的。香港银行对贷款的审核相当严格，对放出去的每笔款，银行始终从资金安全的角度跟随着选择、审批和追踪，并极力规避着风险。以放贷给房地产商的钱为例，一是银行监管系统对银行放贷给某一个行业有一个严格的上限比例；二是房地产商本身也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比例，三是市民按揭买房时自有资金又有一定比例。这就把银行贷款的风险降到最低处。这个现象给了我们相当大的启示。只有加强银行的微观行为，才能规避资金的风险，保护资产的安全。
发展高新技术要“小步快跑”
记者：这几年，一说到产业升级，各地就想到发展高新技术。在这方面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林毅夫:上高尖端项目,需要的资本必须非常丰富,资金来源必须非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方面有明显的资金优势。因此，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我们要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要“小步快跑”。
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快，资本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则由相对丰富逐渐变得相对稀缺。适应这种资源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会自动作出调整，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经济的技术含量自然就相应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会在发展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经济的周期波动、腐败现象不断滋生、银行体系的弊病，国企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的扩大、粮食生产的问题等，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六大难题。从去年开始，能源“瓶颈”现象越来越凸出，这是否也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拦路虎”？
林毅夫：能源其实不能和上述六个问题相提并论的，因为能源可以在壮大经济实力后，通过购买的方式解决。
记者：那么地区差距呢？为什么实行西部大开发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仍然在扩大？
中西部地区“补贴”东部地区
林毅夫：中国东部地区的优势在制造业，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西部地区的优势在能源矿产。过去，对东部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和外来资金的涌入造成了地区间的差距，这些年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还是扭曲了市场要素和价格体系。东部地区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和能源矿产价格，并没有按照市场供需变动中，表现出它的相对稀缺程度，中西部地区在“补贴”东部地区。因此，要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必须理顺宏观政策环境，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如果理顺了价格体系，东部地区的发展，都会对中西部地区形成带动作用。
记者：十年前，您曾经大胆预言，中国的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十年后，您仍然坚信自己的主张？
林毅夫：一般说来，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决定于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再有就是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度增长，首先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而发生劳动力转移，能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再有就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除此之外，中国改进制度效率的潜力还很大，中国有大国的优势，这都是我对中国经济仍然能够长期快速增长的判断的基础。（刘平清 陈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