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除去皇帝，比较著名的改革人物有三个：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关于改革的理论探讨可以说得很繁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两点：一是让所有国民都有安全感，二是尽可能给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上述三位改革家都想做到这两点
，而张居正做得最成功。
记者(以下简称记)：金庸先生说，“我欣赏《张居正》，是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当初您为什么把张居正这么一个并不是特别为人所知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熊召政(以下简称熊)：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属于我的乡党。我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在1992年下半年就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当时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带着对现实改革的思考，我开始研究历史上的改革人物。大凡每一个朝代的开始，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都会在当时的既定条件下，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点。但随着岁月推移，强势集团的欲望日渐膨胀，它们的贪婪与掠夺，造成了弱势群体的迅速扩大。于是统治者的基石发生动摇。几乎在所有的封建时代里，社会两极矛盾的激化是改革的直接原因。这就注定所有的改革，都是从惩抑豪强开始。因此，改革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要想达到改革的目的，仅凭理想与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超常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张居正比商鞅与王安石都做得好。这是我选择张居正作为我小说主人公的理由。
记：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很成功，但他在民间的声望，比之商鞅与王安石却要小得多。这是什么原因？
熊：因为他领导的改革，不但得罪了强势集团，也得罪了清流集团(读书人)。中国的历史，几乎是由这两大集团演绎出来的。尽管这两大集团在历史中很少有紧密的合作期，但在张居正的问题上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贬抑与封杀。这是直接导致张居正退出国人历史视野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应该用手中的笔，帮助国人重新认识这位四百多年前的“宰相之杰”。
一笔精神财富――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令人激赏
这位政治家不但具有历史的典型性，更具有文学的丰富性。他的性格中有两点尤其令我欣赏：一是忧患意识，二是担当精神。在东方文化中，把圆融视为最高境界，但在政坛，若一味追求圆融，必将一事无成，张居正做好了“忘家殉国”的心理准备。
记：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恐怕许多史籍给予张居正的评价，都没有这句话如此煽情而又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他身上哪些气质和特点让您动容？
熊：虽然清流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是排斥张居正的，但历代的读书人中，对张居正持赞赏态度并为他鸣不平的，还是大有人在。与张居正同时代的大思想家李贽，就认为张居正是“宰相之杰”。清末梁启超、朱东润、熊十力，再往后的黄仁宇都对张居正致以深切关注。我以一个作家的眼光来透视张居正，这位政治家不但具有历史的典型性，更具有文学的丰富性。他的性格中有两点尤其令我欣赏：一是忧患意识，二是担当精神。张居正属于那种“少有大志”的人，他的理想是辅佐君王实现富民强兵，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愿望奋斗。张居正的第二个特质是担当精神。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从小饱读诗书的张居正，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推行的吏治改革、财政改革，无不都是极大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有着巨大的担当精神，有着“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勇气，仅从明哲保身出发，张居正不可能这么做，万历新政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记：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在您心中，如何理解他的“失败”？
熊：关于这一点，张居正的同时代人对他有一个准确的评价，说他“精于治国，疏于防身”，需要说明的是，张居正疏于防身，并不是他不懂如何设防，而是他根本不想设防。古人说过，必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张居正是非常之人，他们推行的万历新政也是非常之事。对于这场改革可能带给他的悲剧，他是早有预料。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知道可能发生的悲惨下场，他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东方文化中，把圆融视为最高境界，但在政坛，若一味追求圆融，必将一事无成。张居正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执政手段非常强硬，并早早就为此做好了忘家殉国的心理准备。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
一次激情写作――史诗结合让人荡气回肠
1998年清明节拜谒张居正墓时，历史的凄凉和沉重感给我非凡的震撼和启示，这种跨越生死、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灵魂间的沟通，在创作最痛苦的时候总能供给他源源不断的灵感。
记：您过去写诗，在您身上，抒情诗人和历史小说家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
熊：诗的基本特点是想象与激情，这恰恰也是历史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对历史的兴趣还是小时候听故乡的鼓书艺人说《三国》时引发的，在我看来，史与诗并不遥远，史与诗结合，就能产生荡气回肠的上乘之作，历史小说就是史诗。我最早产生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始于1975年，那时我阅读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凭我当时的直感，认为这就是史诗般的作品，心中非常向往，后来人到中年，我感到诗歌已经不能承载对社会的思考，于是历史小说就取代了诗，成为我的文学追求。
记：听说您的写作过程不太顺利，在刚刚写完第一卷时，您将原稿打印了三份送给几个朋友看，结果却颇受打击，能讲讲其中的细节吗？
熊：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这三个朋友中一位是供职政府部门的处长，一位是大学数学系教授，一位是下岗工人，他是我中学同学。我觉得，这样三个文学以外的人基本可以代表普通的读者。看完第一卷第一稿，处长告诉我：“有功力，但没有二月河写得好看。”教授的意见是：“你实际上是在做历史研究”。我那位中学同学更直截了当：“太高深了，我看不下去。”我立刻告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第一卷要重写！周百义劝阻，我说你不必安慰了，我已经决定要完成一次现代版的“黛玉焚稿”。就这样，1998年一整年写的38万字推倒重来，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一卷只保留了初稿的一万字。等写完第二稿，我又把它打印好送给三个朋友，处长对我感慨：“你把官场写得简直太剔透了”，教授说了句：“可以在火车上一气呵成读完不觉得疲惫。”我同学急切地给我打电话：“高拱(张居正政敌)就这么完了？他后来怎么着？”这时我完全有自信说，我不是为某一个阶层的人写作，而是为喜欢历史小说的人写作了。
记：虽然您一心想“复活”历史上的张居正，但是毕竟这个人物在感情上距离还是很遥远的，听说您为此特意到荆州寻找张居正的墓。在他的墓前，您内心翻动着何种情绪？
熊：我花了5年钻进故纸堆中做研究，把他的生平脉络和关系网搞明白，找到了当时楚人思维的主调，在这些案头工作基本完成准备动笔前，我决定选择一个特殊的时刻去拜谒张居正墓，1998年清明节，我来到荆州他的墓地，说是墓，不过只是一个土坟堆，一块写着“张文忠公之墓”的碑还断了一部分。此情此景让我特别惆怅，张居正为中国历史创造了这么大的辉煌，死后不过470多年，人们就失去了对他的记忆！其中历史的凄凉和沉重感不但敲击着我，还给我珍贵的启示，这种跨越生死、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灵魂间的沟通，在创作最痛苦的时候总能供给我源源不断的灵感。
记：在小说中，我注意到您从典章制度，官职服饰到奏章诏书，都是经过充分考证的，尤其是民俗风情，人物言辞和思维方式，更是力求符合文化的真实，从而营构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这样费力的考证工程意义何在？
熊：有人觉得，对作家来说，考证有点得不偿失，但我记得王蒙提过一个问题叫“作家学者化”，我同意。这些年，为了把明朝中叶的风俗民情自然地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我不但阅读历史资料，还刻意将自己的书房改造得非常古雅，类似明人的生活氛围对我写作具有强化和暗示的作用。只有历史的真实框架实现了，在此背景下的人情人性才会打动读者，使他们信任这种“艺术的虚构”，而对历史环境的把握取决于作家的史学素养与艺术功力。
两个互补身份――是商儒不是儒商
我是通过经商来实现文学追求。当然经商经历使我的人生更丰富豁达，对世事偏见更少，我一向认为，如果读书人参与社会太少，就很容易以自己的好恶一厢情愿地评论世事。
记：除了作家之外，您还有一个身份：湖北万象传播公司总裁，从商之余写小说，这一点和海岩很像，写作和经商，您更看重哪个？
熊：其实工农学商兵我都干过，下海六年，1998年“上岸”，“上岸”的原因是为腾出专门时间写作《张居正》，这个小说就是我心中的文学三峡工程。我不认识海岩先生，不敢与他比较，不过我觉得自己不是“儒商”，而是“商儒”，是通过经商来实现文学追求。现在的湖北万象传播公司就是为把小说搬上荧屏而成立的，说到底还是为我心目中的英雄能够为更多的人所知。当然经商经历使我的人生更丰富豁达，对世事偏见更少，我一向认为，如果读书人参与社会太少，就很容易以自己的好恶一厢情愿地评论世事。
记：说到《张居正》要拍电视剧，观众们可能很兴奋，因为他们早看腻了清宫戏，这下正好换个口味。这部戏的一剧之本是您创作的，是因为怕交给别人损伤原著吗？
熊：电视剧是北京紫禁城影业、湖北电视台和我们公司一起做，他们说交给别人不放心，希望我自己改，这样我在前年非典的时候完成了42集的剧本。其实改写过程并没有轻松到哪里去，砍了很多不适合电视剧语言表达的东西，虽然那些都是我个人感兴趣的，但如果难过观众这一关，也只好舍弃。新写的30万字中突出了张居正、高拱这些主要人物，个人线表现得比较曲折细腻，戚继光等书中次要人物就只好受些冷落了。（田小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