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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大学何为”，必然兼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本书所收，不少是作者参与大学改革论争中的发言，其中涉及大学精神、书院传统、大学排名、学术考核、大学校长的职责、民办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别与个性、大学生就业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等。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大概是“敝帚自珍”，我很看重《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么一段话，认为其关乎中国大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一方面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管理，分途发展，另一方面认定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刻意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作者:陈原平)
